97国际游戏app-陈恒：让世界史和中国史更好地融合研究中国文明的世界价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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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值“5•17”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，上海社联联合澎湃新闻推出“潮头·先声”25位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者访谈专题。专题以“研究真问题、真研究问题”为导向，聚焦知识创新、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，探索立足中国发展实践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。学者在服务国家战略，研究国家重大现实课题中，也在努力回答中国之问、世界之问、人民之问、时代之问。

　　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“世界”，又该如何重新书写世界？当下全球地缘政治分化，过往单一中心的叙事不再适用，而知识生产方式也在技术浪潮之中极速变革。要答好这一问题，离不开世界的胸怀和历史的眼光。

　　为了解有中国立场的世界史研究如何推进，3月23日，澎湃新闻记者对话上海师范大学校长、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陈恒。他长期研究西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、西方城市史，持续思考全球史叙事结构和历史书写方式的演进。此外，陈恒还深度参与学术出版，推进平台建设。他担任总主编的六卷《世界五千年》（新世纪版），以共生（一个地球）、共享（多个世界）、共融（无限未来）为价值理念，将在2027年全部出齐。而他任校长的上海师范大学，具有深厚的城市研究传统，其基地、智库和期刊的一系列成果，也是在为书写未来的新全球史做准备。

　　中国的世界史学界，正在用力探索一条符合自身特点的历史书写新途径。“自我与他者始终处于一种相互生成、彼此映照的互动关系之中；在理解他者的过程中，我们不仅是在认识外部世界，更是在反观自身、校准立场，从而更清晰地把握自我。”陈恒提到，要让世界史和中国史更好地融合发展，共同研究中国文明的世界性资源；而在人工智能革命之下，需要认真对待文献资源，便于编排使用，才能在未来历史书写中占得先机。

　　陈恒希望，把更多社会发展经验、更多文明资源、更多城市节点，带入新的全球史叙述体系之中。他认为，从大历史的角度，随着国家的发展，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有分量的作品涌现，在具备自主性的文明交流互鉴中，学术的判断、审美和趣味也会有更大的提升。

　　澎湃新闻：在全球秩序动荡、地缘政治分化的当下，我们是否正在经历新的“世界观重组”？又怎么看正在形成的世界观念？

　　陈恒：世界既是真实存在的实体，又是被构建出来的。每个人类文明的早期，都有对自己和世界的想象。比如，希腊人把神庙所在地德尔斐视为世界中心，德尔斐以东是东方世界，以西是西方世界。中国也有天圆地方的概念。包括两河流域、印度、中亚、美洲等地，都有自己对世界的理解。

　　奥地利哲学家卡尔·波普尔（Karl Popper）归纳了“三个世界”：第一个世界是物质客体世界，包括动物和非动物，以及它们之间的作用力等，是遵循物理规律并可被观测的；第二个世界是内心意识世界，是人的主观体验，只能通过行为和语言推断；第三个世界就是人类心灵的客观产物世界，是心智活动外化而来的知识与文化产物，如哲学思想、科学理论与文学作品等。第三个世界也反过来影响第二个世界和第一个世界。

　　一个例子是，威尼斯商人马可·波罗（Marco Polo）写了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，对当时的中国元朝做了大量介绍，这本书在当时欧洲产生了很大影响。意大利作家伊塔罗·卡尔维诺（Italo Calvino）后来对这本书赞赏有加，说它不仅是一本故事集，关键是引发了其他作家的异域之谈。也就是说，想象力起到了塑造世界的作用。

　　还有一个例子，1735年，欧洲学术界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。其一，瑞典学者卡尔·冯·林奈（Carl von Linné），出版了一本《自然系统》，其野心是把世界上所有植物进行系统分类。其二，欧洲支持的科学家联合考察，要确定地球是什么形状。也就是说，地球行星的意识开始出现。此时，离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的传播已过了五百年。由此可见，人类对世界的构想也在发生变化。

　　重要的是，大家不断构建自己想象中的世界。世界也可以有不同的构建方式。如今，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丰富成就，也从另一层面验证了，人类建设这个世界有不同道路。

　　那么，当下以怎样的观念看待世界？首先，国际社会中，各国之间越发相互依存。另外，人工智能影响巨大，我们需要抓住这个机会，让整个国家不致落后。最后，我们要立足自身，并要站位更高——甚至从宇宙的观点，看待这个行星。这会更好地指引未来的发展道路。

　　澎湃新闻：全球史兴起之后，经过“史学革命”，民族国家的叙事受到一定挑战。有学者指出，每个人都是世界史家。这对历史研究者又意味着什么？

　　陈恒：“史学革命”本质是要对历史采取新的表达方式。换言之，传统的史学表达方式，已不符合当下社会经济发展，人们要对此进行突破。总之，无论“西方史学”还是“欧洲史学”，“世界史学”还是“全球史学”，每一个历史的书写概念，都在回应着时代的发展变迁。

　　人类文明出现以来，往往是有着基本的人口规模和地域空间支撑的国家，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，进而必须重视书写历史。这一规律一再被验证。如果一个国家人口过少和地域过小，就很难书写自己的历史。所以，“史学革命”的概念方法，正是对此进行回应。社会不断发展，必须有新的形式来呈现。

　　当下，我们说要破除“西方中心论”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发展没有中心。历史上看，世界文明的中心，从15世纪的意大利开始——文艺复兴使它成为欧洲的文化和学术中心。16世纪，葡萄牙和西班牙迅速殖民扩张，成为欧洲的知识中心。18世纪，法国因启蒙运动成为学术中心。而后，英国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发源地，也成为学术中心。19世纪，德国成为学术中心。到了20世纪，美国成为全球学术中心。这些地方发生了重要的知识生产和传播，也涌现出诸多新观念和时尚文化等，对世界产生了影响，这是无法否认的，我们必须认知研究背后的成因。

　　我们承认历史有发展的中心，但不能把这个中心作为唯一标准，用它衡量所有文明——这是最为忌讳的。我们今天讲“史学革命”，也意味着，今天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，让我们完全有能力重新书写历史。我们要去做的，是让更多的社会发展经验进入整个全球史的叙述体系。

　　美国历史学家帕特里克·曼宁（Patrick Manning）在《世界史导航》中曾说：“人人都是世界史家。”在此之前，1931年，美国历史学家卡尔·贝克尔（Carl Becker）就曾说过：“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。”这两句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，都在表明：虽然历史是客观发生的，只有一个真实存在，但历史学家都试图追求这种发生过的真实性或再现历史的真实性，这是所有历史学家最高贵的梦想。然而，每个人对历史的理解方式不同，表达方式也不同。

　　当下说“人人都是世界史学家”，又有不同含义。第一层含义是：过去那种围绕民族国家的文明史的写法，可能受到挑战；当下每个人的经验，包括东方世界、边缘人物，都可成为历史书写对象。而另一层含义是：历史书写的视角也在发生变化。比如，一位研究中国史的学者，如果在中国，那么就是中国史学家；如果在英国或德国，而去做中国史研究，那么在英国人和德国人眼中，这位学者会变成研究外国史的人。我们不仅要研究世界史的对象本身，还要研究世界历史书写的空间转换过程。这对我们也非常重要。

　　由此，我们可以理解“史学革命”的意义和“人人都是世界史学家”的说法。未来，整个国家对世界史研究的需要会越来越大。整个历史发展的表现形态在改变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话语内容、表达方式，乃至基本概念，也都在逐渐发生变化。我想，十年后再看今天，社会语言一定会发生很大变化，就像现在看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的感受那样。

　　澎湃新闻：“欧洲奇迹”“大分流”等，长期以来被视为解释现代性的关键命题。其中是否也凸显出叙事结构的差异，即“不对等书写”？当下，对全球史的研究，是否可能找到更好的设定问题的方式？

　　陈恒：本质上，“欧洲奇迹”等讲法，是“西方中心论”的概括表达形式。我个人提出的概念是“农业史学”和“工业史学”。可以讲，18世纪前是农业史学阶段。这一阶段，人类运用丰富的题材和多元的表现形式，对世界进行想象和描绘，比如中国的诗词歌赋等。而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后，人类进入“工业史学”，对世界的叙述也有整齐划一的趋向。比如，今天见到的所有学术产品，包括章节、引文和参考文献等，都以同一格式编排。这当然有很大的合理性和益处，但也有令人思维趋于狭隘的弊端。

　　所谓“欧洲奇迹”，和希腊“奠基神话”（foundation myth）概念类似，是一些认知世界的不同方式。不同的国家和民族，在不同时代的发展有先有后。欧洲文明的发展是有连续性的，从希腊和罗马，到中世纪基督教，到近代资本主义，再到现代。中国文明的发展也一样经历了高低起伏，其中也有不同的现象。这其中呈现的状态是暂时的。未来谁能够取得更好的成就，很难说。

　　关于“不对等书写”，本世纪初，印度裔美国历史学家迪佩什·查克拉巴蒂（Dipesh Chakrabarty），写了一本影响很大的《将欧洲地方化》（Provincializing Europe）。其中指出，西方的学术生产已经日常化，镶嵌在西方世界每个人的内心当中，也影响到东西方世界从事学术研究的思想家。比如，欧洲出现的一系列重要著作，非西方世界的学者也不得不去读；甚至研究中国本身的问题，也要大量引用西方汉学家的著作。一篇论文若没有大量参引西方主流作者的重要作品，必然无法通过学术评审。但欧洲近当代的重要学者，不看非西方作者的研究，也能写出让学术界感到很好的作品。

　　这种关于不对等的观点，德国史学理论家莱因哈特·科塞莱克(Reinhart Koselleck）1979年在《未来的过去》一书中就提到，西方民族之间同样不对等，从古典世界的希腊人和所谓蛮族，到中世纪的基督教徒和异教徒，再到近代的人类和“超人”。这个观点对史学理论研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。

　　当下，“不对等书写”的状况正逐渐改变。中国学术界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，推出优秀的作品。虽然论文对评职称很重要，但对学者而言，最关键的是，是否有专题性或通论性的著作，能够自成体系并让人心服口服。我个人观察，这几十年来，中国学者的这类作品不断增加，学术界的水准也不断提高。如果我们更加重视基础性人才培养，学术更加国际化，对文科有更加持久的战略耐心，中国一定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全球性作品。

　　应该秉持开放包容的心态。我们承认西方取得的成就，也要关注西方在发展中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存在哪些不合理性。我们不能关起门来孤芳自赏，而是要研究西方本身发展的过程，在此基础上，才能把自身更好的东西提炼出来。

　　人类文明交流互鉴非常重要，世界各国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我们要敢于拿来，而在拿来的过程中，也要采取扬弃的态度。实际上，中国传统文化之中，也有许多不能沿用的糟粕。从大历史的角度看，随着国家的发展，我们的学术在判断、审美和趣味上一定会有大的提高。

　　澎湃新闻：中国的史学传统极其深厚。由此出发，如何形成具有生命力的世界史研究表达？

　　陈恒：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。2019年，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。习在贺信中提到，希望整合中国历史、世界历史、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，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、学术体系、话语体系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各方研究力量的整合，相关学科的融合发展，是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基础。后来，我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举办的一个大会上发言提到，中国历史研究院要成为“中国的历史研究院”，而不是“中国历史的研究院”。这两个概念完全不同，前者研究的既包括中国史，也包括中国以外全人类的历史。而后者的注意力就只能放在中国历史上。自我与他者始终处于一种相互生成、彼此映照的互动关系之中；在理解他者的过程中，我们不仅是在认识外部世界，更是在反观自身、校准立场，从而更清晰地把握自我。

　　中华文明自身有几个重要特性，如连续性、和平性等。这与对外包容有很大的关系。其中的脉络需要我们探索。

　　中国对世界的了解，也经历了一个过程。在古代中国，对中原以外的异域文化，也非常包容和感兴趣。这方面著述也不少。到了战争以后，近代史上“睁眼看世界”的一批人，林则徐、魏源和徐继畬等，也都用著作表达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。再向前推，明末清初，在文化意义上放眼看世界的人实际在上海，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徐光启。徐光启和利玛窦联手翻译《几何原本》，在诸多实践中引入了西方的科学知识。也就是说，当时中国传统士人已意识到，需要外来文化激活和补充中国自身的文化。如果没有外来文化作为借鉴，自身文化会变成死水一潭，或是不断固化延伸下去。

　　从世界史学科意义看，1949年以后，中国主要受苏联史学影响。一段时间以来，我们的外国史学是按苏联模式去推进的。而改革开放以后，对中国的世界史研究，欧美所起到的影响非常大。这两种模式先后影响了我们对整个世界的认知。由于模仿别人对世界的认知、采用别人习用的方法而一路走来，解释世界的主体性乃至知识生产的主导权，其实不在中国学者自己手里。

　　如今，随着国家发展，我们也在形成自身对世界的认知和考量，要以自己的方式对未来的世界做贡献。尤其是，我们生活在上海，对这座城市的极速发展，感受最为深刻。很多来中国走走的人，也会发现观念的变化。这是文明交流的力量。

　　从学科的角度，我们要把中国史、世界史本身不相往来的状态打破。在内容和方法上，有很多工作可做。比如中外交流史、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，等等。中国有大量优秀的文化资源，如丝绸之路，又如明清以来的各种资料文献，都具有世界性的意义。而中国文明也一直在连续发展，会出现更多的世界性资源。这些对我们有很大的参考价值，可以不断地把文化遗产的价值开发出来，把它们作为世界史和中国史去共同研究的话题。

　　学者到了一定发展阶段，尤其是成为教授以后，不必为评职称和申报课题去写文章，也要更关心这个时代和国家，思考如何把自身所学和国家所用结合在一起。如果每个成熟的学者都这样思考，那么我们一定会构建出一些更好的解释世界的理论方法。由此出发而来的成果，在一定意义上，因为具备内在的道德感召力，也会令外界更愿意接受。

　　陈恒：从生态主义讲，人类并非这个世界的主人，是和所有生物、非生物共享这个世界。但现实中，因为人类具备独特性，搞出了很多发明创造，一定意义上变成这个世界的主人。

　　而人类最重要的两项发明，在我看来，就是城市和大学。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很好的城市和大学，称不上是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。美国学者刘易斯·芒福德（Lewis Mumford）曾提到，人们认为中世纪是黑暗的，但中世纪的一项重要发明，足以照耀整个文明——那就是大学。最早的学者职业团体，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北部出现，演化成后来的大学，功能也发生变化。城市也是这样。一座伟大的城市，对一个伟大的国家非常重要。刚才说到，几个世纪以来，现代西方的中心一直在变迁。如果21世纪属于中国，上海也一定要成为世界上最顶级的城市。

　　我们之所以重视城市，因为它解决了人类的很多问题。比如，城市有集聚效应，所有的发明创造必须在城市应用和传播，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。每个人都会享受到其中的公共福利。同时，城市具有包容性，体现了人类所有文明的要素。我们面对城市，可以找到书写文明发展的很多路径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一个伟大的国家，也需要进行宏观的历史叙事。这要考虑如何巧妙地讲述，满足人们对道德价值的期待，去符合时代的需求。所以，面对中国的未来发展，城市是我们进行历史书写的重要节点。

　　上海师范大学也积累了一些城市研究的传统。都市文化研究中心，是上海市属高校中唯一一个教育部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；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，是上海市首家重点智库；还有自己的杂志《全球城市研究》和《都市文化研究》，都是在为书写未来的新全球史做准备。

　　这方面，我们也在用力探索一条符合自身特点的历史书写的新途径。但很多东西积累得不够，需要继续努力。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要三五代人乃至更长时间，才会真正建立起一个结构，让别人自动运用和输出我们的学术作品与文化产品。如今是把目标提出来，我们要不断努力去实现。

　　这个意义上，中国的综合性大学一定要重视文科建设，尤其是与域外研究有关的学科。一所学校的这类学科真正出色，才能说明自身在世界上具备影响力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类学科的良好发展，会为全体师生的未来提供无限的潜力和可能性。客观而言，当下欧美世界出现的、读来令人激动的原创性人文社科作品，也集中在牛津、剑桥、哈佛、耶鲁等综合性大学。大量优秀学者聚集在这些大学。而这类现象要在中国涌现，还需要很多年。

　　所以，我们对文科要有战略耐心。一定意义上，文科是国家发展方向的定海神针和压舱石。需要让人文社会科学的杰出学者，能够去做应有的指引方向的事情。

　　澎湃新闻：当下，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如何应用于历史研究，又会对未来的世界史研究产生哪些影响？

　　陈恒：法国历史学家勒华•拉杜里（Le Roy Ladurie，1929-2023）在1968年曾预言：“凡是不能量化的历史是没有资格称为科学的”，“历史学家将成为一名程序员，否则他将一事无成。”几十年后，这一预言已成为现实，历史学家出现了职业危机，人工智能可帮助处理大量看似繁杂的问题。人机共同书写历史的时代一定会到来，只是还不确定其表现形式。

　　人类历史上有五次影响很大的革命。每次都伴随所谓“大分流”。大约公元前8000年-公元前6000年，出现了第一次革命，即农业革命。它解决了人类定居的问题。人类能够储备粮食，保证不饿肚子。这是社会不致混乱的基础。第二次革命是城市革命，这里借用考古学家戈登·柴尔德（Vere Gordon Childe）的概念。它解决了人类的安全问题，有住房可以遮风避雨，有城墙可以抵挡野兽。当时，人类还有很多尚待解决的重要问题，比如怎样把思想观念传递给别人。在中国印刷术的基础上，1450年代德国出现了谷登堡印刷机。它可以把过去认为神圣且昂贵的知识，大量传递给民众。民众经过扫盲，文化程度提高，印刷品为之提供的就是共同的文化认同。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也由此形成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这场印刷革命对人类社会影响甚巨。

　　到了第四次革命，就是工业革命，解决如何让人的力量无穷放大的问题。由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开始，带来了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，同样是过去无法想象的。这场革命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。我们都笼罩在工业史学的书写范式之下。但我认为，这即将成为明日黄花。

　　因为第五次革命——人工智能革命到来了。人工智能是要让人的大脑无限放大，让智慧无限展现出来。我们将逐渐进入人机共同书写的时代。书写历史的方法、对历史材料的认识等方面，都会产生巨大变化。

　　几年前，美国历史学家约翰·麦克尼尔（John Robert McNeill）说到，“文献峰值”（Peak Document）时代即将到来。过往，我们的历史文献，主要源于过去的文字记录，可通过考古发现的碑铭石刻，去验证相应的文字记载。而如今，文献材料以不同形态出现。全球使用互联网的人有60亿，产生海量数据。

　　这带来两方面挑战。其一，这些文件如何保留。如果数据库瞬间崩溃或消失，这段历史也就变成空白。如何像过去保存纸质文件那样，保存互联网上的数据信息，这是人类面对的一个巨大挑战。

　　其二，对研究者来说，过去的文献资源，需要依靠索引去翻查，如果没有索引，就要靠记忆力去找。当下，人工智能数据库中有海量的作品和文件，我们瞬间就能找到所需要的东西。那么，如何分类采集、编排和使用文献，是十分重要的问题。目前，第一要务就是要认真对待文献资源，这样才会在未来历史书写的竞争中取得先机。据我所知，别的国家也正在做这类数据库的工作，界面友好且检索方便。文献对这个时代极其重要，如果这些基础性的工作没有做好，可能我们未来的话语权也会丢掉。

　　陈恒：从大历史的角度看，亿万年的地球上，五千多年的人类文明史，不过是沧海一粟。未来有很多可能性，我们要充满信心。

　　举例说，当下英语占据霸权地位。而英文真正有文献记载，是在公元6世纪。当时中国处在隋唐时代，进入了第二个文明高峰。而公元6世纪之前，英语还是未形成文字的民间方言。自18世纪，英语才开始取得霸权地位。就在这短短二百多年里，人们的学术语言和学术概念，都要用英语去表达。如今，世界上90%以上的主要期刊，以及大量学术专著，都是用英文发表的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我们只要慢慢做，把自己的国家做成世界上一流的、适合人居的地方，让每个人都能够很骄傲和自豪，那么我们的学术产品也一定会自然出现。

　　中国的学术话语权也在逐步增强。近几年，中国开了几个国际性的大会。比如，世界汉学家大会、世界考古学大会，还有最近的世界古典学大会。放在20年前，都是难以想象的。现在，通过举办和参与这样的活动，中国历史研究者不断和全世界的学者交流，我们了解到国际上在研究什么，也让国际学者更了解我们，思考如何让学术更好地对话，也逐渐具备了潜在的发言权和话语权。

　　我相信，问题最终都会解决。中国有这么好的文化基础，这么多勤劳的人口，这么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。中国人太聪明了。能写出《史记》的民族，怎么可能发展不好？

　　澎湃新闻：当下面对去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浪潮，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如何才能保持开放性，形成具有持续性的学术共同体？

　　陈恒：具体的思潮和做法，都可能影响世界史的发展。作为学者，我们应该教育公民，要具备世界的眼光，要有包容性。我们编了六卷《世界五千年》。第一卷在2025年出版。2026年会再出版三卷——上海书展期间，会发布第二卷和第三卷；年底会发布第四卷。2027年将全部出齐。我们要把这些书送到各个中小学，并开展各种活动，来告诉同学们，地球上有各种共生的文明，相互可以取长补短。我们强调的文明的多中心性、平等性、共享性体现在叙述的方方面面，期冀充分表达共生（一个星球）、共享（多个世界）、共融（无限未来）的价值观，这些一定会为塑造青少年的历史观、文明观、世界观奠定基础。让孩子们从小就有包容的世界观念，这对国家未来的发展会非常有利。

　　学科层面，也需要更多探讨交流和有所坚持。比如，区域国别研究方面，“中国式区域国别研究”也被提出。这对整个国家是非常好的。但面对“区域国别”的概念，大家会产生不同理解。从世界史这一学科而言，我认为，学术共同体需要共同思考，这个概念对国家、对学科乃至个人，意味着什么。

　　当下，学术研究会更多转向服务国家战略。很多学术资源和学者的注意力，也投入到现实问题的研究之中。相对而言，世界史研究是基础性学科，投入大，难度大，产出少。但我想，世界史学者会坚持下来，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定力所在。实际上，世界史的基础性研究，也可以改变其他相关研究者的想法。比如，面向现实问题的研究，有时只关注单个或局部的问题，有失片面；而基础性研究的思维训练，会让学者具备系统、全面判断的能力。这是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。我一直是个乐观主义者，上述所言也是我乐观的基础。

　　澎湃新闻：学术的再现代化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维度。构建中国自主的世界史知识体系，有哪些已经展开和正在着力的方面？

　　陈恒：世界史的学术研究，要有三个面向：面向现实，面向世界，面向未来。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的成就和经验，用世界的语言写出来，纳入世界史的体系，让别人理解和接受。这对我们学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

　　必须面向现实。从事世界史的研究，心里装着时代和国家，学问才会有高度。在具体研究中可能会有很多小问题想不明白，这时就不能关起门来做学问，而要面向现实。“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”，也有这样的含义。

　　面向世界，就是要有拿来主义的勇气，有包容关切的仁爱之心，也要有扬弃的眼光和能力。不能一概接受，也不能一概否定。学习别人的长处，是永远都不能停的。这就是面向世界的眼光和胸怀。

　　另外，要面向未来。哪个国家掌握了人工智能的主导权，让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用得更好，就会获得未来一两百年的发展机遇。要在此基础上，去研究历史的问题，讨论理论的问题，关怀现实的问题。

　　所有面向个体的经验研究，最终都从属于学科的知识体系；而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，也要服从于更宏大的国家叙事需要。我们需要具备相应的眼光和能力。习在“5·17”重要讲话中提到的“知识创新、理论创新、方法创新”，对人文社会科学提出了极高要求。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性，建立在国家高度经济发展的基础上。而中国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。我相信，未来一定会出现好的作品。

　　从学术共同体看，我们要更为关注教材。教材是重中之重，是学科体系、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石。教材意味着知识的标准化。知识要进入流通体系，必然要先过教材这关。另外，教材也隐含了大量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。

　　美国人就对教材极其重视。一个例子是，美国学者哈罗德·拉格（Harold Rugg），编写的一系列教材，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批判美国社会不平等，曾一度流行；而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时，由于民族主义情绪上升，美国人认为这些教材颠覆意识形态，对此强烈甚至下架焚烧，它们从美国教育体系中迅速消失。

　　另一个例子是，1987年8月，《》登载了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最重要的19本教材的名单。其中人文艺术的占了6本。这反映出对文科的重视。教材成为经典教科书，也是长期主义的结果。比如，保罗·萨缪尔森（Paul A. Samuelson）首版于1948年的《经济学》，就在这一名单中。如今《经济学》已修订了20版。根据我的计算，平均不到4年，每本教材必须修订一次。这也能持续维护自身的话语权。

　　中国也越来越重视这些工作。更重要的是，教材编写和时代变迁紧密相关。在民国时期和解放初期，农业学术和工业学术的交汇处，诸多学科奠基人的成名作，也同样是教材。比如，钱穆的《国史大纲》，冯友兰的《中国哲学简史》等等。商务印书馆出的一套“中国现代学术名著丛书”，其中有大量此类教材。而另一套“中华当代学术名著辑要”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著作。后者与前者的面貌完全不同，后者是专深的学术研究，读者大体对前者印象更加深刻。实际上，教材是学科奠基者的重要法宝。学科奠基者完成现代学术的转型后，下一批学者是在各个领域宏伟的学术大厦上进行修补，而非提出原创性的宏大框架、理论和方法。

　　我们如今正走在从工业文明向人工智能发展的节点上。过往的历次革命，都是以人为中心去拓展能力，而面前的这次革命，是以硅基技术为中心的人类全面能力拓展。新的时代也正需要大量的学术奠基者。那么，如果有人抓住这个时代，以教书育人为核心，去做相应的学术专著，也会成为未来的学术奠基者。

　　陈恒：历史研究是个苦活。首先要有真爱，才会有长期坚持的精神和态度。不要遇到一些小困难就打退堂鼓。如果真心喜欢，那么历史研究是非常好的职业。一个人若能坚持下来，成功的机率还是大的。

　　世界史的研究，需要经受很多训练。除语言训练以外，还要去理解和掌握民族、宗教的问题。这两点如果搞不清楚，很难做到理解世界。当下，人工智能虽能带来很大方便，但也编造出很多不存在的所谓“幽灵文献”。如果不进行训练，研究者不会具备相应的判断力和鉴别力。这些训练非常困难。如果立志从事历史研究，就要长期坚持，坚持下来才能学有所成。

　　第二，要敬畏学术，心中有这个时代和国家。研究者只有具备这样的胸怀，才会走得更远更高，让作品凸显出为人的品质和境界。历史学家或贯通古今的哲学家，国家遇到关键问题时，会成为重要的智囊。比如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，二战期间担任英国最重要的智库首脑。这是因为，得益于历史的学术训练，历史学家具备通达、全面和系统的观点。因此，要把小我放到大我当中去发展，既能实现个人的学术理想，也能为这个时代和国家去服务。在这里，我要特别推荐北京三联书店刚出版的一本著作《一代传奇陈翰笙：学术与革命的双重人生》，陈老是中国智慧和世界文明完美融合的产物，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个人全球史。

　　最后，我们要善于使用各种智能工具，了解世界的发展趋势，学会如何将工具为我所用。未来的研究方式将与传统的阅读方式有所不同。我们这代人正处于过渡阶段，但我相信人类的发展会越来越好，我们的学术研究也会越来越好。